辩析一下"名"和‘’实"的关系

名，即名称、名声、名望、名誉、名头、名分、名义。实，则为实际、实质、实在、实有、实力。名与实，既可以是统一的，也可以是分离的。前者如名至实归，名副其实，名不虚传；后者如名不副实，徒有虚名，名过其实，名存实亡。

名，需要实做支撑；实，需要名做招牌

中国古代哲学家名与实的基本看法与观点

孔子主张“正名”，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，言行一致。

墨子主张“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”，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。

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，指出“道常无名”。

庄子进而主张“大道不称”，但又认为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，肯定实对名的决定。

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，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。

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、类名、私名，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。

荀子提出“制名以指实”，将名区分为大共名、大别名和小别名，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，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。

名与实的关系

名家所说的【名与实的关系】，其实就是现代所说的【概念名称与内涵】，例如名家的著名辩论【白马非马】

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，名家的东西是不完善的，至少是不全面的。

在历史演化过程中，被道家、儒家代替

除非是学哲学史的，否则没必要多看的

「哲思征文」由名实之辩聊聊哲学

蚯蚓没有爪牙之利，为什么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？

“用心一也”是一类回答。另一类回答则完全是另一套，谈的是环肌、纵肌、刚毛等等。

你能说这两个答案谁对谁错吗？

不能的，因为它们都是对蚯蚓可以在土里钻来钻去的合理解释，只不过，它们针对的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，是在用不同的“名”来阐述相同的“实”。

在我看来，哲学的根本命题就在“名”和“实”之间的关系上产生，也就是名实之辩。

何谓实，何谓名？

通俗来说，“实”就是实际存在的那个事物，比如在你面前蹲着的一条吉娃娃；而“名”即为名称，形式，比如你叫那条吉娃娃“小可爱”还是“甜心”，实与名是不可分割的概念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们也可以被称为“存在”与“感知”。

名实之辩自春秋战国始，其时社会变革，旧有之名已经容纳不了新的现实，由此产生了名实之辩，诸子百家对此提出了他们的看法。

孔子提出“正名”，用一个理想的名去规人们的现实行为，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；

老子和庄子则提出“道常无名”“大道不称”，事物本身是永恒存在在那里的，但你无法用一个固有的名词去永远的描述它；

名家有“合同异”“离坚白”的说法，“天与地卑”的相对说法，“白马非马”的差异概念由此而来；

墨子主张“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”，事物的概念存在于你的脑子里，但只有当你真正的感知到这个东西时，才算真正让名和实契合起来，盲人知道红色与白色，但他们无法感知，所以对他们而言，名与实脱节，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。

这些说法异彩纷呈，中国的哲学辩证思潮由此开始，而哲学回答的一系列问题，归根到底都在为“名”和“实”做相互的论证。

拿白马非马来说，“白”用来形容颜色这个属性，不能形容马本身的形体，所以“白马”不是“马”，这听起来有点可笑，你开着一辆豪华白色轿车上了高速，对检查站人员说，“嘿哥们，我这白车非车，这车辆过路费管不到我，所以拜拜了”，那等待你的将是毫不客气的逮捕拘留。

问题出在哪？

这个说法过分强调了“名”的差异性和独立性，否定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同一个“实”。但要知道，事物特殊性都依附于普遍性，马作为一个普遍概念，当然可以有白马红马公马母马的特殊性存在，否定这一点，就未免显得过于偏激。

而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名实之辩里隐含的第一个哲学命题——用不同的角度，去描述同一个事物。也即用不同维度的“名”去描绘同一个“实”。

“实”就好比一个六面体的盒子，而它的六个面，就是描述它的方式，正面是它，反面，上面下面左面右面都是它；文天祥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可称为英雄，文天祥抗元未成自己身死怎能成为英雄？蚯蚓“用心一也”可挖土而去，蚯蚓构造特殊才可挖土而去——这些说法都没有错，但深处看去，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逻辑观，价值观。

哲学就是这样一个整合不同“名”来锻造一个完整的“实”——我们的世界——的学科，通过各种“名”来尽可能还原这个世界的本真样子，所以我们听到各种说法不同甚至迥异的哲学论调，其实它们可能只是一个盒子的正面与背面的关系。

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对于改造我们生活的意义。当你局限在一个价值判断标准里，不妨跳出来，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同一个“实”，也就是换位，换方向思考。

婚姻自然是爱情的坟墓，风花雪月归于锅碗瓢盆，婚姻埋葬爱情；但，用“名实之辩”这种哲学来看同样的一句话，婚姻也当然是爱情的坟墓，可须知死生本就轮回往复，死是生的终点，但又何尝不是生的起点呢？坟墓葬掉了不切实际的爱情，让它内化为可长长久久的亲情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今天，我们很多人，都在用一种盲目的价值判断标准去约束同一件事情，也就是只用一种名去描绘实，并且不知从哪里来的自信认定这一种标准就是事物的完全面貌。“女孩们，你们一定要减肥，不减肥的女孩都是懒惰的”这种说法居然在网上普遍流行并且成为了价值导向，可我想问，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是哪里来的？不减肥的女孩就一定懒惰？不减肥的女孩就一定不快乐？可叹很多本来快乐的姑娘就因为这样一句话变得自卑，甚至用了很多错误甚至伤害身体的办法去减肥。今天网上很多大肆释放负能量的价值标准大行其道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下，我们是否只看到六面体那个阴暗的一面？

用不同维度的“名”去看待同一个“实”，这种哲学或许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。

但是，但是，如果我们向方才所提的“用不同维度的名去描绘实”这种说法更深一步看去，又会发生什么？

如果将刚才所说比作哲学的外表——这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，那现在我们将看到他的骨骼与内脏。

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切，是建立在“实”的基础上，还是建立在“名”的基础上？是先存在后感知，还是感知才是知道存在的前提？

今天我们提到狗，想到的是绝不是存在于我们脑海里猪的样子，但如果在一开始，我们把那个模样为狗的东西称为“猪”呢——名的概念全部构建在我们人类自己的认知基础上，它们是否真正的描绘出这个世界的样子？

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脑子，所以我们认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只在我们的脑海里，宛如所有的人类都做了南柯一梦？甚至你能看懂我写的这篇文章里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因为我们规定了字的形状，语法，“蚯蚓能挖土”，你当然要凭着我们自己构建的体系去想“蚯蚓”的样子，“能”这个字的意思，“挖土”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，把这三种连接起来，于是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“名”的概念都存在于你的脑子里，所以你可以去调用，并理解眼前的事物。

但问题是，这个世界——姑且用“世界”这个字眼来形容我们当前确定的“世界”这个东西，真正存在的，到底是什么？

换个表述方法，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，世界是不是只是我们脑海里的那个样子？

你看过金狗，白狗，黑狗，而且，虽然你没看过，但你依然可以想出一条绿狗是什么样子，但如果我问你，你能够想像出一条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颜色的那种狗吗？

当然不能。你都从来没看见过那种样子，你怎么想象出来？

可我们能说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东西吗？

就像《房间》里那个杰克，对他而言，世界就是一个房间——我们看电影的人理解意义上的房间，而对杰克来说，那就是世界。房间外当然有东西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颜色的狗也未必就不存在。

哲学探索的终极问题，就是在我们当前使用的“名”和“实”之外，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名实？人类究竟是不是活在一个概念性的世界里？所有的“实”都是我们自己用“名”去定义的，是否存在一个类似于我们所理解意义上的“上帝视角”，来说明一个事物的真正属性？

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深邃而难以回答，就如同数学里证明一个定理不允许重复使用你假设的条件一样，一旦我们进行回答，就必须说明这个回答没有建立在我们自己所定义的世界的基础上。

想想是不是很头痛？

可我们终将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最终面对的，是无垠的宇宙——或许是比我们当前理解的宇宙更广阔的存在。不要说宇宙本就是无限的，平面也是无限的，但他们对三维的世界来说甚至不占空间。我们必须弄清楚人类自己所认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，也就是寻求一个类似于统一场那样的统一的“名”，去描述终极的“实”——姑且称其为宇宙。

哲学当然不能只局限在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事物这个层面上，当我们把它赋予物理与数学的内涵时，哲学就变成了一个认知与存在的学科。

当我们真的能够寻找到这样一个“名”与与之对应的“实”，可以说，在那个时刻，我们将亲眼见到上帝本人的样子——那正是哲学需要论证的最终命题。

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名与实是说的什么

天地及由其所产生的一切皆是物。物以其物质存在本身为限而不超出物的本体，这便是实。实以其实质充满于物的实在而不显出空缺，这便是位。实一旦离开它本应处在的位，便不在其位。处在本应属于的位，就叫作正。应当用正来矫正不正的位，而不是以不正的位使之固定化。所谓正位便是矫正实；矫正了实，名也就正了。”（《公孙龙子·名实论》原文：天地与其所产焉，物也。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，实也。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，位也。出其所位，非位，位其所位焉，正也。以其所正，正其所不正；以其所不正，疑其所正。其正者，正其所实也 ；正其所实者，正其名也。）

中国古典哲学中名实概念是如此重要，以至先秦诸子几乎家家都将它作为探讨的主要题目。现代国人对这个概念遗忘得是如此彻底，当他们满怀希望的引进西方的诸多概念条文的时候，对于后面的“实”则不甚了了。那些西化概念在中国变了形，中国西化知识分子的儒家士大夫本性马上暴露出来，用儒家泛伦理的逻辑将之归结为道德问题，然后就是灵魂改造之类的玄虚了，当然其中不乏对国人素质的历史性抱怨。

中国古典哲学中名实的本质是一种责任体系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先秦学者对它如此重视，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一主题。谷斌、张慧姝、 郑开在注《黄帝四经·道法》“刑（形）名”时说：“有关形名（名实）关系问题的讨论，在先秦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在形名（名实）关系的论题之下，各家不仅讨论了事物的名称与事物的对应关系，而且还进一步讨论了人的名分、地位与社会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形名（名实）之名，不仅指事物的名称，还包括有人所拥有的名分、地位之义；形也不仅指事物的形体，还包括等级制度以及由之规定的人应有的名分、地位之义。因此，名不正、名实不符，不仅指事物的名称与事物不相符合，还包含有人所拥有的名分、地位与既有的社会等级制度的规定不相符合之义”。

上面的解释注意到了“名”包括社会横向的和纵向的分层，也注意到了“实”所包含的权利，但忽视了“实”后面的责任、义务，《黄帝四经·道法》中则强调依法监督信托责任的执行。上面说：

“道体虚空无形，寂静深远，万物赖之以生。人一降生便有患害随之，这是因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欲望且这种欲望永无止境。人生则好妄动，妄动必有患害。具体表现在不能相识而动，甚至还逆时而动。妄动必然妄举事，举事则患害随之，具体表现在行事违逆事理或举事不量力而行，甚至行事不知功用何在。凡人举事必有言说，有言说即有患害，具体表现在言无征而爽信或口出大言不知尊敬他人，或者明明做不到的事却称能做到，或言过其实浮夸，或力所不及却扬言力量大有余。宇宙万物万事都生于道，其死生成败都是由道决定的。祸福同出一门，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。要想明白死生、成败、祸福的道理，只有依靠道了。依靠道，就能把握所出现的细微事物的形和名，形和名的观念一旦确立，那么是非黑白的分界也是随之确定了。所以懂得大道的人示范天下的便是变通而不固执，功成而不依赖它，顺时而动不妄为，处事公正不以私意。因此天下之事便可以在形名确立、名实相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。各项法令制度都已确立，官职都已建置，那么天下万物就无所逃匿隐迹了。心胸广阔，能包容一切的人是精明的，最为精明的人总能建立功业。遵循正道的人总能达到因时而静的最高境界（至静），至静的人就是圣人。大公无私的人总是睿智的，至智的人可以成为天下所取法的榜样。如果用法度来审定是非，并且参照自然、社会的必然规律，那么天下之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证验了。事物繁多，多得如同仓中的粟米，然而法律制度一一设置具备了，那么再隐秘微妙的东西也无法逃脱。所以说法度已经具备了，所有事都可以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治理。”（原文：虚无[刑]形，其裻冥冥，万物之所从生。生有害，曰欲，曰不知足。生必动，动有害，曰不时，曰时而□。动有事，事有害，曰逆，曰不称，不知所为用。事必有言，言有害，曰不信，曰不知畏人，曰自诬，曰虚夸，以不足为有余。故同出冥冥，或以死，或以生；或以败，或以成。祸福同道，莫知其所从生。见知之道，唯虚无有。虚无有，秋稿[毫]成之，必有形名。形名立，则黑白之分已。故执道者之观於天下也，无执也，无处也，无为也，无私也。是故天下有事，无不自为刑[形]名声号矣。刑[形]名已立，声号已建，则无所逃迹匿正矣。公者明，至明者有功。至正者静，至静者圣。无私者知[智]，至知[智]者为天下稽。称以权衡，参以天当。天下有事，必有巧验。事如直木，多如仓粟，斗石已具，尺寸已陈，则无所逃其神。度量已具，则治而制之矣。）商鞅认为名分（名实）与法治是统一的，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。《商君书·定分第二十六》：“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，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，就是为了定名分。名分确定了，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，人民都谨慎忠诚，而且都能自治。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，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。势所必治就不会乱；势所必乱就不会治。势所必乱再加治理，就会更乱；势所必治再加治理，才会更治。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，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。”（原文：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，为天下师，所以定名分也，名分定，则大诈贞信，巨盗愿悫，而各自治也。故夫名分定，势治之道也；名分不定，势乱之道也。故势治者不可乱，势乱者不可治。夫势乱而治之，愈乱；势治而治之，则治。故圣王治治，不治乱。）